我从河西图书馆走出来的时候，已经不再感到秋天太阳的燥热。一大群年轻人，欢跃地把我送到吉普车旁边。年轻的馆长何莲花，垂着两个小辫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有些看书的工人们都抬起头来送我们走过，有些人也跟着走出来，站在门旁边来看。这一群把我包围了一会的人们，七言八语的，我听不清谁在讲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该和谁说话。我望着他们笑、挥手，也说了不知什么话吧，后来，我发现自己笑得很傻，我生气了，想再说点聪明话，可是车子已经开动了。我回过头来再看他们。真说不出我对这群年轻人的羡慕。看啊！他们是那样的热情，那样的洋溢着欢欣，洋溢着新鲜的早春之气。
“是不是我们回河东去？快开晚饭了。”司机老罗把我的思想截断了，他这样问我。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老罗，你认识李洛英的住处么？我昨天和他约好要去他那里。”
“哪个李洛英？是那个看水位的老头么？听说他住在吊桥下面，河西的陡岩上，可没去过。”
“那末我们就去吧。”我摸了摸口袋，只有两包烟，我便叫老罗把车弯回合作社，买了十几个烧饼和一个罐头。
于是我和老罗又在这条陡的、弯曲的、飞舞着尘土的山路上颠簸了。
不时从对面开来一些十轮卡车，也有装木头，石块的，也有空车，有的车是铁道部的，有的车是官厅水库工程局的，也有燃料工业部的，横竖是吼着，车轮子轧轧的响，喇叭不断的叫，那些像水沫、像雾似的黄尘，从对面的车身后边扑到我们脸上、身上。
车子绕过了一座山，看见了河，又靠着山，沿着河边往下游走。山很陡，路很窄，石子很多，有些地方是刚刚修补好的。前面运器材的车子很多，我们走得又小心，又慢，还常常停住。我们走过了吊桥不多远，老罗就把车子停在路旁一个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的小屋旁边。这屋就像一个小岗亭，门临河峡，背后就是路，来往的车子就紧贴着屋子的后墙轧轧的滚去滚来，屋的两边都只能勉强斜放一辆卡车。老罗告诉我可能到了，于是他引我转到屋前，并且高声叫：
“李洛英！”
屋门是大敞开的，李洛英正坐在床铺边，伏在桌子上写字呢。虽说我们离他那样近，如果不是有人大声叫他，他是不会抬起头的样子，他好像很用心，把全部心神都贯注在他填写的本子上。
“哈，老李，咱们来了，你倒好安静！”
他取下了老花眼境，歪着头，细眯着眼，对我审查地看了一下，才微微一笑：
“嗯！真来了！”接着又答应我：“对，这里就是个静，一天到晚连耳朵都震聋了！”
他站起来张罗了一下，提了一把壶从门前的陡坡上像个年轻人似的直冲下去了。老罗坐在煤炉前去烧火，纸和木材发出微微的烟，我凭着这小屋的窗洞望了出去。
太阳快下山了，对面高山上只留下一抹山脊梁还涂着淡黄。满山遍岭一片秋草，在微微的晚风中，无力的，偶尔有些起伏。峡谷里流着永定河的水流。更远的地方不断传来炸山的轰隆声，屋后的车轮声与门前的流水声混成一片杂音。我凝视着这熟悉的荒山和听着这陌生的喧闹出神了。
李洛英回来了，他们两人围着炉子烧开水。我舍不得离开窗洞，这山峰，山梁梁，山凹凹，绕过一个山头，又一个山头，这山里面的山，这羊肠小道，这崾崄，……这些不都像我在河北、山西、陕北所走过的那些山一样的么？这不也像我所走过的桑干河两岸的山一样的么？那些曾经与我有过关系的远的山，近的山，都涌到我眼前，我的确有很长的时间是在这样的山中转过的，现在我又回到老地方来了。这里虽然也还有荒野，却并不冷僻，各种震响在这包围得很紧的群山里面回荡。
李洛英把开水给我递了过来，并且有心打破我的沉默，他笑道：
“中意了咱们这山沟沟么？”
司机老罗也问道：“怕没见过这大山吧？”
我望着这瘦骨棱棱的老汉，他不多说话，静静地望着我，嘴角上似乎挂着一点似笑非笑的神气，细小的，微微有些发红的眼睛，常常闪着探索和机警的眼光。我问道：
“老李，你们这里有过土改么？是哪一年土改的？”
“土改？搞过，是一九四六年呀！”
“一九四六年土改过？咱那年就在这一带，我就到过怀来，新保安，涿鹿的温泉屯，你看，就差不多到了这里。”
他又笑了，可是那种探索的眼光也看得更清楚了。我就把这一带的一些村名和出产说了很多，我并且肯定地说他一定看过羊，做过羊倌。像他们这地方，地不好，山又多，不正好放羊么。
我对于这山凹的感情，立刻在他那里得到浓烈的反应。他不再眯着眼睛看我了，他也靠近窗洞，把眼光横扫着对面的大山。他轻轻地说，就像是自语似的：
“我不只是个羊倌，而且我还是个粮秣。老丁同志！你看吧，这山上的一草一木，一块石头，我都清楚。我打七八岁就在这山上割草，被狼吓唬过；我的父母就埋在这山上。我十几岁就放羊，走破了多少双鞋子，流了多少汗在上面，咱们担过惊，受过怕，唉！多少年了，我现在还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守护着山，睡在上面，看着它，哪一天不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去几趟。如今这山上住的人可多了，热闹的时候几万人在这里工作，可是只有我，只有我才真真懂得这山，只有我才每天同它说话。哈……总算和它一样，咱们是一个样样的命……”
“一个样样的命！啥命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“嘿！老丁同志！你还不懂得么？山和我一样翻身了，咱们全为着祖国建设，全工业化啦！”老粮秣主任搓着手，歪着头，意味深长地望着我，我不觉把眼光落在桌子上他填写的单单上面。那是一张水位记录表，他的确写得很工整呢。
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一个圈，也就是走了两三步，就又踅回到窗洞前边。他用手指着对面山上，叫我和老罗看一个石窑窑，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找了半天，看见一团黑凹凹的地方，上边有一道岩石的边缘，可以猜想出那里有一个窑，李洛英说：
“看见了吗？就是那个黑窑窑，我可在那里边住了够二年啦！”
老罗也转入到我们的谈话里边了，他无法理解这句话，他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嘿，还乡队不断地来嘛，他们哪一次不抢走些东西！他们要粮嘛，你不记得我是一个粮秣么？要给他们抓到了还了得！”
“你是党员么？”我问他。
“当然是党员啦。还有些年头了，一九四四年就入党了。那时还是抗日战争年代啦！”
老罗紧望着他，好像在说：“瞧不出还是老革命啦！”
李洛英又走了开去，屋子太小，他站在门旁朝外望，山色已经变成暗紫色了。可是铿铿的石头被敲打的响声，山在被炸开的响声，运输的大板车轧轧的在屋后一辆跟着一辆过去的声音，仍旧不断地传来。我落在沉思中了。李洛英不安地又走了起来。老粮秣主任啊！你在想什么呢？你的艰苦的一生，奋斗的一生，你所有的愁苦，斗争，危险和欢欣都同时涌现了出来，都在震动着你的心灵吧。我在这个时候什么也不能做，我只想，我不能离开他，我愿意和这个主任同在下去，坐在一道，静静地听着外边的嘈杂，和看着渐渐黑了下去的暂时仍然有些荒野的山影。
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年轻人，大约十六七岁吧。他并不注意我们，走到门角落拿起电话就不知和谁说开了，一说完又跑去桌边拿着水位记录表就翻。房子里已经黑下来了，看不清，他就又走到门角落里去按电门，猛的一下，电灯亮了。屋子小，电灯显得特别明亮，年轻人好像忽然发现了我们，就呆住了，跟着也露出一丝笑容，并不是对任何人笑，就好像自己觉得好笑就笑了起来似的。跟着他就又去看水位表，并且问：“李伯伯，你还没有吃饭吧？”
这才把我和老罗提醒了，我们赶快打开烧饼包，老罗又到车上找刀子开罐头。李洛英又去烧开水，房子里立刻忙了起来，空气也就立刻显得活跃而热闹了，李洛英替我介绍了这年轻人，他的名字叫杜新，简称他小杜，是从天镇县来的民工，挑土，挑石头，推斗车，做了半年工，本来该回去了，可是他不愿意，他要求留下来学技术，做工人。水库负责人同意他留下，把他分配在水文站做学员，两个星期轮一次班，同老李一道看水位。每天学习一个钟头文化，两个钟头业务，一个钟头政治和时事。他留在水文站才三个月，可是他穿着制服，戴着八角帽，像一个机关里的公务员，也就是通常说的“小鬼”。李洛英最后还加添说：“年轻人聪明，有前途，水文站上这样的人有三四个，他们轮流来和我搭伴，我看他们年纪轻，瞌睡大，让他们上半夜值班，我管下半夜，白天也是这样，叫他们少管些，好加紧学习。”
年轻人说话了：“李伯伯就睡得少，上半夜他也很少睡，我要和他换，他不干，他怎么说就得怎么作，咱们全得依他，他个性太强了！”他的批评使我们都笑了。
我们慢慢地吃着烧饼和牛肉，李洛英客气了一下，也就吃起来了。小杜跑到崖下边、河边上看水位去了。
李洛英又不安起来，他觉得他没有做主人，而吃着我们带来的烧饼，很过意不去。他又在屋子里走着，时时望着他的床底下，总好像有话想同我们讲，又压抑着自己。我问他要什么，他不说，又坐了下来。最后他把头歪着，细眯着眼望我们，微微笑着说：“老丁同志！你看我总算是老实人，我总想款待你一点东西，我还有少半瓶煮酒，是咱们这地方的特产，可又怕你不吃，又怕你以为我是个贪杯的人。这还是过八月节我外甥替我捎来的，我现在有工作，怎么也不敢吃，就放在床底下。今日个，唉！少有，你也难得来，你在温泉屯呆过，也就算咱们这地方的人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咱没有别的，不喝多，喝一杯，老丁同志，怎么样？不笑我吧？”
他迅速地弯下身去，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瓶子，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倒了满满一茶杯，像碧玉一样绿的酒立刻泛出诱人的香气。李洛英把酒推到我面前，又自己倒了小半饭碗，给老罗也倒了小半饭碗。我觉得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更放射出一道温柔的光，他抚摸着绿色的酒，从这个杯子望到那个小碗。我不愿违拂他的意思，我举着茶杯说：“老李！为我们新的生活干杯吧。”
他呷了一口，便又说下去了。他告诉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咱们的人常常来，一个星期至少走一趟，送报纸，送文件，有时是送干部。他就带他们过铁路，到赤城龙关去。他为我们描写过铁路封锁线的紧张，但是从来也没出过事。他又告诉我什么人住在这里过。可惜没有一个是我的熟人。我也认识几个到察北工作过的人，而他们告诉我走的是南口或者古北口。
官厅村是个穷村，连个小地主也没有，真真够得上富农的也没有。村子只有五十来户人家，都是好人，所以八路军没来多久就建立了村政权和发展了党员。李洛英还不是最先加入的。因为环境较好，所以区乡干部下来了就常常住在这里。有时来弯一夜，有时来几个人商量点事。虽是穷乡僻壤，倒并不落后，村子上也没有汉奸、特务。可是也就是这种村子常为敌人所痛恨，日本帝国主义也好，国民党反动派也好，对于这种游击区的，或者是边缘区的地方是不客气的，过几天就来敲诈一下，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。一九四六年以后，他有两年不敢睡在村子里。
老罗、小杜听故事都入了神，这一切事对他们都是很新鲜的。他们不知道从前老区人们的生活，他们不觉对于这粮秣主任增加了敬意，静静地听着。
李洛英已经把他自己碗里的酒喝干了。他的话匣子开了，就像永定河的水似的阻拦不住，他慢悠悠地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老丁同志！咱就不愿提起这件事，一九四六年十一月，有一天夜里，天很冷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我们山头上的哨，冷得不行，只得来回走走，可是当他再往前走的时候，这时天在慢慢发亮，他猛然看见已经有人摸上村头上的山头了。他赶忙放了一枪就往后山跑，那时咱们都还在睡觉呢，连衣服也顾不上穿好就往外跑。跑得快的就上了山，慢的就跑不出来，敌人已经把村子包围起来了。是还乡团呀！有三百多人。这时有两个区乡干部正好睡在村子里，他们也上了山，可是他们走错了路，走到悬崖上去了。还乡团又追在他们后边。原来是村支书带着他们的，可是天不大亮，跑得急，他们没有跟上来，就这样他们走上了绝路。他们看看后边，敌人已经临近了，前边是陡崖，下边是永定河的水，他们不愿当俘虏就跳下去了，就那样跳崖牺牲。村子里闹得一团糟，还乡团把能吃的都抢走了，咱就从那时候不敢在村子里睡。后来把村子都抢光了，就来一次砸锅，把全村的锅、缸、罐、钵都砸光了，咱们硬有十来天没法烧东西吃。……这些事按说也过了许久了，如今咱们谁的生活不过好了？有时也忙的很，想不起这些事，有时也总是朝前边望，娃娃们将来的日子可美咧！可是不知道怎么的，有些事总忘不掉，一想起来心总还是痛。老丁同志！这些该死的反动派，当然也抓到一些，可是总还有逍遥法外的，比如蒋介石这样人，咱恨，就是恨咧……”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我也想起了温泉屯的几个村干部和积极的农民，他们也就是在那年被反动派杀害了。这几个人的影子也就浮上我的脑际，而且更鲜明。
远处传来一声最大的震响，大约是燃料工业部炸山炸开了一块较大的地方，我们好像又回到现实世界。我走到门口去看，下游修坝的地方，探照灯，水银灯，照得像白天一样，一片雪亮的光。屋后的山路上，电灯也把路照得很明亮。运输车还是不断地驰来驰去。我走回来帮助他们收拾桌子，我对小杜说：“小杜，我们就要像那个碾路的机车，沉沉地压着石头，稳稳地向前走去，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仇恨，我们用胜利来医治伤痕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听李伯伯的话，他看着你们强，他心就乐了，他就会忘了过去。”
“李治国学得比我好多了，他得过一次学习模范。”小杜告诉我。
“李治国是谁呢？”
“他在泥沙化验室，这工作可要耐心咧，他同我一般大，我们很要好……”
老罗不让小杜再说下去，抢着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说清他是谁。李治国是老李的儿子，是一个很精明的孩子。他在水文站的时间比你长，当然比你强，过一阵你也赶上他了。”
李洛英脸上忽然开朗了，一层灰暗的愁云赶走了，他甜蜜地望着我笑。我也说：“你好福气啊！就一个儿子么？”
“不，还有一个闺女。”
小杜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，塞给我，这是一个极年轻的姑娘，垂着两条小辫，穿一件花衬衫，正是模仿着现在电影上的农村妇女的装饰，很大方的样子。我问老李他闺女是不是也在水库工程局工作。老李告诉我，关于这件事，他们争论了许久，还开过家庭会议。他的意见是留在官厅工作，学做工，做工人，将来还可以找一个工人做“对象”。可是她的娘不赞成，因为官厅村的人都搬到新保安去了，那里盖了一个新村子，替他们家盖了五间新房，又有了几亩好地，老太婆说都工业化去了，地就没有人种啦，要留着闺女在家种地，她还是想找个农民女婿。我问闺女自己的意见呢，一切都应该由她自己做主嘛。老李更笑开了，他说：“她说得倒好，说过几年农村也要工业化的，她不反对工业化，她将来就留在村子上开拖拉机。你听，说得多好听，哼！后来才知道，人家已经自己找下‘对象’了，还不是一个耍土圪塔的。”
小杜便又告诉我，李伯伯的堂弟李洛平，和他的侄子李治民都在修配所当工人，他们家还有两个人当水库一修建就参加了工程工作。现在已经离开水库工程局调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老李的神情又变了，说不出的心满意足，但仍保持着他的慢悠悠的神气说道：“官厅村一共有二十多个人转了业，都跟着水库的修建转入了工业。都是年轻人，都比我强，他们都不只做工，还学习到技术。那个李洛平一年就学会了掌握车床，如今已经在带徒弟呢！”
我想起了我头一天在修配所见到的一切。那里已经只剩五十几个工人了（因为工程快完，有些人调到别的地方去了）。只有几个是老工人，都是青年，还有两个女民工也在那里学习，李洛平就负责一个女民工的技术学习。李洛平穿着翻毛皮鞋，蓝布工人装，就像一个中学生来做工，一点也没有农村孩子的土气。我简直没有想到他就是原来官厅村这穷农村的孩子。我一边说我看见过他，同意他们对他的赞许，一边心里惊奇这种变化。时代的脚步跨得太大了，我仿佛听到这种声音，虽然我不是今天才听到的，虽然我时时都合着这音节行走，可是我仍然经常的要为着这紧凑的节奏，激烈的音响而震动。
天太晚了，我不愿太妨碍他们的工作，我向他们告辞，洛英不等我说完，就陪着我走出了小屋，而且首先跨进了吉普车。他说他要送我回去，他要到工地去，他说他喜欢在那里走。那明亮、那红火是他做梦也梦不出的地方，他把那里形容成天堂一般。
我们的车又沿着山，在窄窄的路上往回开。因为是晚上，喇叭就响得更厉害，这时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。几处断崖的地方扎着木架子，这种架子只有北京扎天棚的工人才能扎，他们可以悬空高高的扎着，可是非常结实，能载重，人在架上爬上爬下非常方便。晚上他们也不停工，打着探照灯，人挂在架子上工作着，架子上的影子，图案似的贴在悬崖上，真是多么雄伟的镜头啊！
车慢慢朝着最热闹的地方，最亮的地方走，已经听到扩音器里放送的音乐，听到混凝土搅拌机喀喀喀喀的声音。老头沉不住气了，他在我后面把头俯过来，大声说：“老丁同志！你看呀！这就是咱们的老地方呀！看现在是个什么样子。看人们使多大的劲来改变这地方！”
车子走到拦洪坝的头前停下了，已经不能前进。我的住处在河东，我要经过坝（现在还是工地）走回去，我要从这二百九十公尺长的坝面上走回去。我要穿过几千人，要穿过无数层挑土的、挑沙子的、背石头的、洒水的、打夯的阵线，我要绕过许多碾路车，我常常找不到路，迷失在人里边。我每天出来都要通过这个坝，这是一个迷宫，我一走到这里就忘记了一切，就忘记了自己，自己也就变成一撮土，一粒沙那样渺小，就没有了自己。
握别了老罗，李洛英和我用同样的心情走到了工地，他紧紧地拉着我，怕人们把我们冲散，但两人在一起对别人的妨碍更大些，所以还是常常得分开。
年轻的小伙子们，在夜的景色中，在电灯繁密得像星辰的夜景中，在强烈的水银灯光下，在千万种喧闹声融合在一个声音中，显得比白天更有精神，他们迈着大步，跑似的，一行去一行来，穿梭似的运着土、沙……他们跟着扩音器送来的音乐，跟着打夯的吆喝，跟着碾路机的轧轧声跑得更欢了。他们有的穿着买来的翻领衬衫，有的穿着雁北所流行的惹人注意的大红布背心。他们有时同认识的人打招呼，有时鼓励着旁人，和人挑战似的呼喊着。这些人大都是河北各县的农民，可是我觉得他们又同我熟识，又同我不熟识了。他们虽然是在挑土，在推斗车，可是他们脸上浮着活泼的气息，他们并不拘谨，他们灵活，他们常常有一种要求和人打交道的神气，他们热烈，他们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新的欢乐和勇敢。有些人认识老李，又看见老李同我走过，就和老李说话，问我是谁。有个别认识我的，就朝着我笑。我又要看这些人们，又要注意不碰着人，又要注意脚底下，一会儿走在碎石路上，一会儿走在沙子路上，一会儿又踩着湿泥。我们也好像参加了劳动，参加了战斗似的紧张地走过。
虽说走过来了，我们到了坝的东头，站在溢洪道起点的地方，但这里也还拥挤着人们。李洛英和我抬头四望，在这时我们没有谈话，连眼色也没有交换，但我们彼此很了解。我们在这样的场面底下，只有低头。李洛英仍然忍不住冲破了这沉默，他用那种轻声的调子，慢悠悠的好像是自语似的说道：
“老丁同志！你知道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么？我们的脚底下，就是往日的官厅村，就是我从小住的地方。你看，现在这村子没有了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。你以为我该怎么想？嘿！老丁同志，彻底的把那些贫穷，把那些保守，把那些封建都连根翻了。这里是混凝土，后边是新官厅村，说不上高楼大厦，可是整齐，刷刷新，里边住着建设幸福的人们。你再看，这永定河两面，这是什么世界啊！电灯比星星还多，比水晶还亮，参观的人们说这像上海，像重庆……我没有到过那些地方，也许那里是繁华的，可是这里是些什么人啦？是些什么事？是移山倒海，是些没有自己，一股子劲为了祖国的建设的好汉们。这里有享受吗？劳动就是享受；这里有荣誉吗？劳动就是荣誉；这里有爱吗？劳动就是爱。老丁同志！我从那个世界，旧的世界到了现在，眼看着变，你说我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？”
我没有看他，也没有说话，我不愿打断他。过了一会儿，李洛英又说了，他的声音高亢起来：“什么是共产党，我讲不全，因为我没念过什么书，可是我懂得，党就是要人人都有幸福，为了人人的幸福，尽量把自己的东西、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。咱老了，咱现在看水位，仅仅看看水位是不够的，咱还要学习，还要提高，还要帮助人，我要把咱这几根老骨头拿出来，不能让年轻的走在头里。我已经看见官厅村变了样，它明年还会好起来，它后年还会更好起来，我在这里，我的家在这里，也会越过越好。可是假如将来有人问起我，你使了什么力量呢？我要答得上来，我要我心里不难受，觉得我没有吝啬过，我同许多人一样，我不是空着手走过来的。你别看我这样子又干又瘦，这都是过去受的罪，我今年才五十六岁。我心里快活，我还有许多年为人民服务呢。老丁同志！时间不早了，我再送你一段路，你也该休息了。”
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我太兴奋了。我一点也不想回去，我望得远远地，望到这口子外边，望到远远的蒙蒙茫茫的一片地方，我想：“是的，旧的官厅村，穷苦的，经过了多年斗争的官厅村没有了，压根儿没有了。这里有的是更广阔的，新的，幸福的世界。湖山变得更美丽，人变得更可爱；粮秣主任艰难的生活过去了，李洛英成为更加有生气的，充实的，懂得生活的水位看管人。……”
我回头再望他，他是多么亲切地站在我旁边，凝视着坝上的人群，有时又望望我。我最后说：“咱们俩谁也不送谁。过天要有时间我再去你那儿。”
李洛英同意我的提议，我们分手了。我却没有走，我望着他的后影，他被人群遮住了，可是又看见了，我好像永远看见他精灵瘦削的身子在人群中隐现，他用他那微微闪烁的，带着一些潮湿的眼睛，抚摸着很多人。
什么时候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我不知道。
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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